1935年1月15日，贵州遵义柏公馆内，毛主席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人围坐一堂，讨论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部署，而是中央红军究竟为何走到如此危险的境地。 几个月前，红军主力还在中央苏区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，部队被迫突围，长征初期又采取大部队携带大量辎重、分路护卫中央纵队的办法，行动迟缓，屡屡陷入被动。 这套指挥方式背后，是博古和李德长期掌握军事决策权。博古缺少实际战场经验，李德虽受过军事教育，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环境，也没有在中国独立指挥大规模作战的经历。两人把苏军作战理论搬来，试图用阵地战、堡垒战与装备占优的国民党军硬拼。 问题很快暴露出来。 蒋介石调集重兵，采取逐步推进、层层封锁的办法压缩中央苏区。红军本来擅长运动战，能够依靠山地、群众和灵活机动消耗敌人，却被要求在敌人占优势的地方反复争夺。几次局部胜利，反而让错误办法获得了更多支持。 朱德对此并非没有意见。作为红军主要创建者和长期军事指挥者，他清楚部队有多少枪、多少粮，也知道苏区的家底经不起长期消耗。战场上的数字不会说假话：根据地不断缩小，部队伤亡持续增加，突围已经成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。 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离开中央苏区。长征初期，队伍携带大量物资，行军纵队过于庞大，速度十分缓慢。国民党军判断出红军行动方向后，迅速在湘江一带布置重兵，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渡江之前。 11月底至12月初，湘江战役爆发。红军以极大牺牲突破封锁，渡过湘江，但兵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，具体统计因口径不同略有差异，损失之惨重却没有争议。许多部队成建制伤亡，干部和老兵大量牺牲，队伍中的不满也由此积累到顶点。 有意思的是，真正改变局面的并非一场预先安排好的大会，而是行军途中一次仓促的讨论。1934年12月12日，红军在湖南通道召开会议，毛主席提出应当重新审视进军方向和失败原因。部分将领开始意识到，继续按照原来的办法走下去，后果难以承受。 通道会议没有立即解决全部问题，却打破了过去军事决策中的沉闷气氛。随后，黎平会议调整了行动方向，红军转向贵州。1935年1月7日，红军占领遵义，部队获得了短暂休整机会，中央领导人也终于有时间集中讨论此前的军事失误。 1月15日至17日，遵义会议召开。张闻天作了批评“左”倾军事路线的报告，博古作了检讨，毛主席则从战略层面分析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连续失误。他指出，敌强我弱时不能简单拼消耗，红军必须发挥运动战和灵活机动的长处。 会议上也有不同声音。有人质疑毛主席缺少正规军校经历，认为他的办法不够“正规”，甚至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看成经验之谈。 这种看法触怒了刘伯承。史料记载，他强调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，不能不顾条件照搬外国战法。意思很明白：没有相应的兵力、装备和后勤，却硬要打所谓的“正规战”，只能让部队承担无法承受的损失。 朱德的态度更直接。 “这一年多来，部队损失这么大，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” 面对仍想维护原有指挥方式的意见，朱德表示，如果继续这样领导下去，红军将无法再跟着走。另有记载称，他还以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作比，提醒众人不能把队伍带进绝境。话说得重，原因却很清楚：他不是在争个人位置，而是在为数万红军将士的生死负责。 周恩来在会上承担了重要责任。他承认此前军事指挥中存在错误，并支持对领导方式作出调整。王稼祥等人也赞成毛主席参与军事领导。会议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，而是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重新组合领导力量。 遵义会议结束后，博古不再负责中央主要军事指挥，周恩来、毛主席、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小组，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作用明显增强。会议没有解决所有困难，红军仍处于敌军追击之中，但决策方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。 此后，四渡赤水等一系列行动，正是在新的指挥思路下展开。红军不再被敌人的部署牵着走，而是不断调动对手、寻找空隙，终于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。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重要转折，关键不在于会场上的几句争论，而在于它让军事指挥重新回到中国革命的实际道路上。 特别